1949年的初春。

　　这注定是一个不平常的春天。三大战役的硝烟渐渐散去，人民解放军以雷霆万钧之势，基本扫清了长江以北的国民党军，解放战争到了一个历史的转折点。

　　许多人也来到了命运的十字路口。江南的一些工商业者开始抽资金、拆设备，准备迁往港澳台或东南亚；更多的人则在犹豫、彷徨，举棋不定：毕竟故土难离啊！他们的庐墓、基业都在这里，迁往海外，会不会遭到俄国十月革命后外逃白俄同样的命运呢？而留下来，共产党又会不会像国民党宣传的那样，剥夺他们的一切呢？他们不由将探询的目光投向了素有中国“棉纱大王”、“面粉大王”之称的荣氏集团标志性人物荣德生身上，他的行止具有马首是瞻的效应。然而，到底出路何在？此时的荣德生自己也在迷惘之中。

                                       荣德生

一次不寻常的会见

　　1月的某一天，一位神秘的客人造访了无锡城内学前街41号这幢三开间门面、两造三层进深、一色清水砖外墙的气派公馆。公馆的底层是江苏省工业会的会址，楼上是公馆主人薛明剑的居所。

　　这是一次不寻常的会见。来访者是无锡地下党领导人、中共无锡工作委员会书记高山；主人薛明剑则是国民党的国大代表、立法委员，同时又是江苏省工业会理事长，荣氏集团在锡最大企业申新三厂近三十年的总管理处长。在军警密布、警车不时呼啸而过的闹市区，进行这样一场会见，对高山来说，是冒有巨大风险的，然而凭着对薛明剑以往的了解，高山坦然而往。

　　会见安排在楼上一间僻静的书房内。寒暄过后，高山就直陈来意：“从令爱那里得知，先生近来忧心于局势的发展，我或可代表北边的朋友向先生提供一点参考意见。”高山所说的“令爱”，就是薛明剑的长女薛禹谷，其时在江南大学担任化学助教，真实身份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至于“北边的朋友”，薛明剑当然知道，指的是共产党。所以他诚恳地说：“愿先生有以教我。”

　　在来访之前，高山早已从薛禹谷那里充分了解了薛明剑以及荣德生等人的思想状况，谈话就先从解除其顾虑入手。高山说：“先生为人，尽人皆知，虽也涉足政界，实际不过是工商界的代表，所言所行，无非为工商界吐心声，为地方上谋实利。况且先生还曾为北边办过一些好事，那边是把先生作为朋友看待的。”

　　几句话，说得薛明剑心中泛出阵阵暖意。他肚里明白，客人所说为“北边”办过的好事，主要指两件：一件是1947年7月，他曾应四弟的函嘱，帮助徐雪寒在上海纱布交易所开设了一个纱号，自己并挂名当了个董事。他的四弟就是孙冶方，原名薛萼果，曾是1925年初成立的无锡第一个党组织的书记，后来去过苏联，到过延安和东北解放区，现在就在江北的苏皖解放区担任中共华东局财经委员会副秘书长；而徐雪寒，虽然当时薛明剑不知其身份，但估计也是个共产党。所以薛明剑知道，那个纱号实际上是共产党的一个秘密经济机构，四弟要自己担任董事，就是要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来作掩护。另一件事是1948年冬，中共华东局社会部副部长扬帆的一个部下方士林在苏州被捕，薛明剑受托营救，他转托苏州的立法委员严庆琪保释了。这两件事知道的人很少，现在高山却提到了，说明共产党并没有忘记，确是把自己当作朋友的，这使薛明剑深为感动。

　　接着高山详细分析了当前的时局，指出了国民党即将失败、人民革命很快就将胜利的大势所趋，同时着重介绍了共产党将要实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三大经济纲领之一“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有关政策，以及“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还介绍了这些方针、政策在老解放区的实施情况，高山并建议薛明剑不妨通过四弟多了解一些有关情况。最后高山提出，解放军即将渡江，希望薛明剑运用自己的影响，动员无锡的工商业者，特别是荣德生先生留在无锡，保护工厂，维持生产，稳定社会，迎接解放。高山语重心长地说：“北边的朋友对先生是抱有期望的，希望先生当此关键时刻能有所作为。”薛明剑听后，连连拱手感谢信任，并恳切地说：“先生一席话，使我如醍醐灌顶，我一定将这些话转告德生先生，一起商议遵照办理。”

　　这次会面是由薛禹谷安排的。在此之前，薛禹谷已向父亲做了不少工作，但在薛明剑看来，她只是个思想左倾的女孩，所以心里还不够踏实。现在高山以共产党代表的身份与他正式见了面，他那一直悬浮不定的心终于安下来了。此后，薛明剑曾多次与荣德生商谈过迎接解放之事，并努力付诸行动，在他当年自编的年谱《五五纪年》中就有这样几条：

　　“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托陈光明带致四弟函。”

　　“二月二十六日，应高山先生嘱，在申新三厂组织工商自卫队，拟向实验乡借用枪械，以资训练。”

　　“三月四日，在京参加立委会第三会期第二次大会，……余主张以停止征兵、征粮为先决条件。”

　　“四月十五日，托雷儆寰代余向当局保释张锡昌（无锡早期共产党员，著名经济学家——笔者注），得许。”

　　“四月二十日晚，与唐熊源（荣德生女婿——笔者注）、郑翔德（申新三厂厂长——笔者注）商量维护工厂工作，保卫地方秩序。”

　　“四月二十二日，再度与地方人士商量安顿工厂，保卫地方，并与德生先生谈局势及留驻无锡。”

深谋远虑的布局

　　地下党对无锡民族工商业界的团结争取工作，其实早就在谋划进行了。1947年9月，中共中央上海局委派高山担任无锡临时工作委员会书记，1948年9月任中共无锡工作委员会书记。高山抗战时期跟随周恩来从延安到重庆，抗战胜利后又跟随着从重庆到上海，具有多年城市秘密工作的经验。在委派高山的同时，上海局又将两位与荣氏集团有密切关系的党员派到无锡担任中共无锡临工委委员，一位就是薛禹谷，另一位是曾任荣氏族益会监委和校务委员的荣方舟之女荣容之。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深谋远虑的布局。

　　薛禹谷原在上海复旦大学任教。1947年国民党当局镇压进步学生的南京“五二0”惨案发生后，复旦大学也发生了迫害进步师生的事件，薛明剑非常担心女儿的安危。此时，正好荣德生命三儿荣一心在无锡创办江南大学，薛明剑是具体负责筹办事务的校董，他就想借机把女儿调回无锡。薛禹谷向党组织汇报后，党组织考虑到形势发展的长远需要和薛禹谷的社会关系，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同意她回无锡工作，于是，薛禹谷就来到了江南大学。

　　根据无锡地下党组织的安排，薛禹谷的重点任务就是做好薛明剑的工作，并通过他做好荣德生和其他工商界人士的工作。她经常利用周末回家的机会跟父亲聊天，假托是从同事、学生那里听来的消息，宣传解放战争的形势，宣传共产党的民族工商业和知识分子政策，后来就把一些进步报刊和党的有关文件、资料带回家给父亲看，其中有：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会议上的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8年7月30日《新华日报》社论《人民解放战争两周年的总结和第三年的任务》、《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等。薛禹谷还要父亲把这些材料转送给荣德生看。薛家与荣家关系十分密切，薛明剑在荣氏企业担任高级职务多年，以其过人见识和精明的才干博得了荣德生的信任，荣视其为左臂右膀，甚至一些家事也要他帮忙处理。薛明剑参选国大代表、国民参政议员和立法委员，就是荣德生的主意，竞选所需人力、物力、财力，均由荣一力承担，荣德生的目的就是想让他成为自己政治上的代言人，以维护荣氏集团的利益。由于两家有这层关系，所以薛禹谷也是荣家的常客，有时她就直接把地下党的一些宣传材料送给荣德生阅读。荣对这些材料十分重视，每份都细细研究，有时还会提出一些问题与薛明剑或薛禹谷共同探讨。薛禹谷就将他们的思想状况定期向高山汇报，这对地下党更有针对性地做好他们的工作创造了条件。

　　荣容之原来也在上海一所中学当教师，因带领学生举行“反饥饿、反迫害”的罢课斗争而遭解聘。就在此时，荣氏族益会为提高该会所办荣巷群益小学（不久后改名为公益小学）的办学质量，利用暑假期间对该校进行整顿，急需聘请一位有教学经验的校长。族益会负责人荣翰泉就来与荣方舟商量，希望能请荣容之返锡就任此职。荣容之将此事报告了党组织，党组织认为这又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同意她前往无锡应聘，还要求她能把这所学校办成无锡地下党的一个秘密据点。

　　荣容之没有辜负组织的期望。她来到公益小学后，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把学校办得大有起色，获得了荣氏族益会的信赖和支持。在这一过程中，她利用聘任教师的名义，先后在学校里安排隐蔽了二十多名地下党员，成立了秘密党支部，由她担任支部书记，由此学校成为中共无锡工委经常性的开会、活动场所。荣容之还通过荣氏族益会设法筹集了不少资金，担任教师的地下党员们也拿出部分工资作为党费上交组织，作为无锡地下党的活动经费。根据工委领导的要求，荣容之还以教学需要为名，向父亲借得十两黄金，购买了一台高性能的美国军用收音机，建立了一个秘密接收站。先后由高棻、张容、张其栋、孔士荣等几名地下党员负责，每天晚上收听新华社的广播电讯，将反映解放战争胜利进程的时政要闻和重要的社论、文告，党的重要政策文件等记录下来，刻写编印成名为《一周间》的油印小册子，大体上每周一期，一直坚持到无锡解放。这些材料，除党内学习宣传外，一些相关内容还提供给党外统战对象阅读，薛禹谷给薛明剑、荣德生等传阅的那些材料，就是从这里来的。

　　正是地下党长期以来对薛明剑、荣德生等人所做的这些点点滴滴、润物无声的宣传教育，为高山直接出面做他们的争取工作作了充分的铺垫。

对钱孙卿父子的争取

　　对荣德生另一位挚友和代理人钱孙卿的争取工作，也同时在进行着。

　　钱孙卿是无锡县商会理事长，自上世纪20年代起他就一直在商会担任领导职务，在无锡乃至沪宁一带工商界有较大影响。他为人耿直敢言，有一个儿子在抗战时期参加革命并加入了共产党，被国民党顽固派杀害了，所以对国民党反动统治有不满的一面。他与荣家是多年至交，荣家遇到的几次重大变故，他都曾出谋出力，奔走纾解，荣德生一向视他为智囊和在工商界的代言人。因此，地下党认为，做好钱孙卿的工作是争取荣德生和其他工商界人士的又一重要途径。

　　当时，钱孙卿第五个儿子钱钟鲁在庆丰纱厂机修间当技术员，他比较有正义感，曾支持工人为争取提高待遇而举行的罢工。地下党认为，可以争取他成为通向钱孙卿的桥梁。从1948年起，中共无锡工委就布置该厂的地下党员胡惠芬做他的工作。胡惠芬抗战前就和包厚昌等一起从事抗日救亡运动，无锡沦陷时撤退到重庆，抗战胜利后根据组织安排重新回到无锡，隐蔽在庆丰纱厂从事工人运动。接到组织布置的任务后，胡惠芬就主动接近钱钟鲁，经常跟他谈心，灌输进步思想。胡惠芬在试验间工作，与钱钟鲁同属职员，本来就相熟，其时钱钟鲁正在谈恋爱，其女友也与胡惠芬认识，胡惠芬就象大姐一样时常从各方面关心他们。在胡惠芬的教育帮助下，两人都成为要求进步的积极分子。

钱孙卿

　　从下半年起，胡惠芬就经常带来一些有关共产党对民族工商业政策等文件和《一周间》小册子交给钱钟鲁，让其转送给钱孙卿看，过十天半月再换一批。在每次收回的材料上，都被加上了一道道杠杠和密密的圈点，可见钱孙卿是经过仔细阅读和研究的。

　　1949年1月，胡惠芬告诉钱钟鲁，有人要跟他面谈一次。会面的时间定在星期天，地点就在钱钟鲁办公室，因为这天是他值班，厂里没有其他人。胡惠芬陪着客人一起来了，来人正是中共无锡工委书记高山。由于有了以前的思想基础，所以高山跟钱钟鲁的谈话开门见山，他直接以共产党代表的身份，向钱钟鲁提出了三点要求：一是动员其父亲钱孙卿劝说荣德生等无锡工商界人士不抽资、不外迁、不停产；二是注意团结好周围的群众，做好迎接解放的准备工作；三是防止国民党反动派溃逃时破坏工厂。钱钟鲁对于共产党如此信任自己，感到非常激动，表示一定按照这些要求去做。那时，正有人动员钱孙卿一起撤到香港去，钱钟鲁一力加以劝阻。钱孙卿本也不愿意走，这时就更坚定了留下来的决心。

　　一个月后，高山再次约见了钱钟鲁，这次是在钱的女友家，主要是为了避免多次去厂里引起别人怀疑。高山通知钱钟鲁，以后将专门有人同他联系。高山派来的是地下党员倪明，倪明还同时负责同薛明剑的联系。在胡惠芬和倪明的帮助下，钱钟鲁除继续做好其父亲的工作外，还在解放前夕成立了庆丰纱厂的“应变委员会”，开展了护厂迎解放的工作。

历史性的苏北之行

　　为了团结争取无锡的工商界，为解放军渡江后顺利接管城市创造有利条件，远在苏北的中共华中工委秘工系统也在积极行动之中。

　　1948年8月，华中工委下属华中二地委负责秘工的社会部正在研究如何开展江南国统区的工作，该部的一名情报工作关系人杨汗找到科长胡汗，表示愿意前往无锡开展工作，因为他在那里有些熟人关系。得到同意后，他来到无锡，落脚在担任县政府人事室佐理的朋友高隽家。一次在街上巧遇过去的熟人黄冰，黄也从苏北过来不久，他的经历有过曲折。当杨汗将自己奉命过来做统战工作的事告诉黄冰后，黄冰也表示愿意“将功折罪”。他们决定先取得职业掩护，不久，杨汗通过高隽的关系，在县政府地籍整理处谋得秘书一职，黄冰也通过《人报》社采访部主任袁鹤皋的关系担任该报的地方新闻记者。

　　在国民党败局已定、社会各界上层人士纷纷另谋出路的情势下，他们很快就把袁鹤皋和《人报》社总编孙德先争取过来了，接着又做好了孙的妹夫、县参议会议长李惕平的工作。这三个人都与钱孙卿关系密切，经过他们的介绍，杨汗于12月中旬在袁鹤皋家约见了钱孙卿，孙德先也同时参加。这次共谈了二三个小时，主要由杨汗谈当前局势和共产党的有关政策。对于这些，钱孙卿早已从钱钟鲁带回家的材料中有了一定的了解。杨汗在谈话中要求钱孙卿“组织工商界稳定情绪，搞好生产，工厂不外迁”，并且还商讨了如何应对国民党当局的办法，杨汗提出：“不要操之过急，要采取软拖的办法。”对此钱孙卿都表示同意。

　　过后不久，钱孙卿就告诉荣德生：“我与他们（指共产党）已有联系，对你的企业绝对有保障。”荣德生听后非常高兴。

　　12月下旬，杨汗和黄冰返回苏北，向华中二地委社会部长沈毅汇报了无锡的工作情况和钱孙卿等人的态度。沈毅对他们作出了具体的指示：一、主要任务是动员无锡所有工厂不搬走一枚螺丝钉；二、将要解放时，会出现一段真空阶段，要把这时候的秩序维持好；三、动员钱老先生或其代表到苏北面谈。

　　1949年1月，杨汗、黄冰回到无锡，把共产党方面邀请无锡工商界代表赴苏北的重要决定转达给钱孙卿 ，钱又迅速告知了荣德生、李惕平等人，大家欣喜地认为，这真是“柳暗花明又村”。就在春节期间，钱孙卿邀请李惕平、孙德先、袁鹤皋到家，连夜讨论选派代表之事。经过商议并征得荣德生同意，决定派荣氏申新公司总管理处无锡区协理、钱孙卿的次子钱钟汉作为荣德生的代表，孙德先作为无锡地方代表，袁鹤皋作为钱孙卿的私人代表，前往苏北解放区。

　　一次在无锡统战工作史上有重要意义的苏北之行开始了。

　　1949年2月17日，钱钟汉、孙德先、袁鹤皋在杨汗、黄冰陪同下，从镇江渡江北上，经过扬州，到达华中二地委驻地高邮。二地委领导、华中二专署专员顾风和二地委社会部长沈毅热情地接待了他们。顾风也是无锡人，他非常关心家乡的情况，详细地问长问短，还十分关切地向钱钟汉打听他在无锡实业中学读书时的老师江应麟的近况。他这种热情、诚恳、坦率、富有人情味的态度，使钱钟汉对共产党的看法开始发生改变。

　　二地委对钱钟汉一行的到来十分重视，马上向华中工委发电报告。几天后，华中工委回电来了，邀请钱钟汉一人为代表到淮阴，华中工委领导要同他面谈。接待的规格一下子提高了，钱钟汉从中感受到了共产党对无锡工商界的诚意。次日，二地委社会部专门派了一辆车，由一位科长护送，和杨汗一道陪同钱钟汉来到了华中工委驻地淮阴。

　　第二天，华中工委书记陈丕显，华中工委江南工作委员会书记、军区司令员管文蔚就亲切接见了钱钟汉。这次主要由管文蔚谈，他自称是钱钟汉伯父钱基博在无锡省立第三师范任教时的学生，其谦逊随和的态度又一次让钱钟汉感动。随后他就问到了荣德生的近况和对时局的看法，钱钟汉一一作了回答，同时着重讲了他离开无锡前荣德生专门嘱咐他捎带的一只口信，就是：“希望共产党来后仍能让工厂开工生产，做生意能有保障”。管文蔚和陈丕显不觉相视一笑，用毋用置疑的口气说：“这些正是共产党的政策所要做到的，请他老人家可以完全放心。”管文蔚还要钱钟汉带口信回去向荣德生问候。接着他十分详尽地阐述了党的城市政策和对民族工商业的政策。这些，钱钟汉通过进入解放区后几天来的所见所闻，已经很容易就能接受了。

　　几天后，华中工委江南工委副书记包厚昌、华东局社会部副部长扬帆到钱钟汉的住地拜访了他，由扬帆与他商谈了护厂护商和迎接解放的一些具体问题。钱钟汉提出在国民党溃逃后的真空时期要允许地方人士和工商自卫团维持社会秩序，以及解放军过江后应尽快占领戚墅堰电厂以保证工厂生产用电的供应等三点建议。扬帆表示，这些都是很好的意见，理应采纳。扬帆也向无锡工商界提了两点要求：一是为了加强与无锡的联系，华中工委决定派一名代表常驻无锡，并配一部电台，希望无锡工商界要确保其安全；二是解放军渡江后，为保证其迅速进军，无锡地方人士须预先筹集一批军粮和柴草。钱钟汉表示接受。事后，这两点要求都得到了落实，华中工委派出的代表到无锡后，得到了钱孙卿等人的掩护，只是因电台无法解决而难于开展工作，遂由钱钟汉护送到上海隐蔽，直至解放；在解放军进军南下时，无锡工商界如约提供了9.7万石军粮、9万担柴草和大量军需用品。在会见结束时，包厚昌要钱钟汉代他向李惕平致意，并且说：“我们共产党是不会忘记在我们困难时帮过我们忙的朋友的，希望李惕平先生在这次无锡解放时再做点好事。”这些话让钱钟汉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就在钱钟汉即将离开的当天，陈丕显、管文蔚再次接见了钱钟汉。陈丕显在谈话中深刻分析了国民党反动派先是破坏和平、发动内战，在遭到惨败后又玩弄假和谈阴谋的丑恶本质，希望所有朋友不要上当受骗，最后语重心长地对钱钟汉说：“钱先生现在已和我们共产党交上朋友了，希望我们这个朋友能永远交下去。”钱钟汉动情地说：“我也希望这样。”

在苏北解放区的十几天中，通过对有关文件的学习和一些参观考察活动，特别是通过与几位共产党高层领导的几次接触，钱钟汉的心灵受到了巨大的震撼。他们平等待人、热情坦诚、既讲原则、又重情义的言行举止，完全颠覆了钱钟汉心目中原来的共产党形象，他们深刻阐述的共产党有关民族工商业等各方面的政策，全面打消了钱钟汉心中原有的许多疑虑。带着这种全新的感受和完成使命后的愉悦，他顺利地回到了无锡。

　　当钱钟汉把在苏北解放区的所见所闻和会谈情况向荣德生、钱孙卿等人详细汇报后，荣德生连连额手称庆，高兴地说：“这是再好也没有了，我们就是希望生活安定，能够正常做生意。”钱孙卿也长舒了一口气，说：“共产党给我们指明了一条出路，今后大家可以顺着这条路走了。”

全面开花的宣传攻势

　　地下党一方面重点做好民族工商业代表人物的工作，一方面也在努力开展对其他工商业者的广泛宣传教育。

　　无锡临解放前，国民党党政军警宪特机关的重要头目、各社会团体负责人，以及许多知名的工商界人士都收到了一封署名为“江南挺进纵队”的信件，这些信有的邮寄而来，有的从门缝里塞进来。信的开头两句都是极具气势的“我大军指日南下，江南解放只在旦夕”，其后的内容则根据收信人的不同情况分为几种类型：对于有劣迹的反动分子是警告，指出其如不改恶从善，“纵使逃到天涯海角，也定将缉拿归案”；对于尚能争取的人员是规劝，要求他们保护好本机关的文档财产，不得破坏，等待接收，将功补过；对于广大工商界人士则是安抚，主要是宣传党的有关政策，希望他们保护工厂，维护生产，安心留锡，迎接解放。

　　这样的信件总共发了二三百份，它们犹如遍地开花的宣传弹，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锡城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对于反动分子的强烈震慑作用自不待言；对于广大民族工商业者来说，也收到了很好的稳定效果，一些犹豫观望、准备抽资停产的人敢于继续生产了，一些有出逃意向的人也准备再等等看了。也有个别唯利是图的不法商人不以为意，例如有个大粮商继续乘机囤积居奇、哄抬粮价，以图牟取暴利，结果第二封警告信又来了，他不得不有所收敛。

　　这场宣传战是由地下党另一个重要据点培南小学以及其他一些组织的地下党员发动的。培南小学在无锡南门外南水仙庙内，校长邱宝瑞抗战时期是中共南京情报站成员，因组织受到破坏而失去联系。1946年周克奉命到无锡组建中共无锡工委时，第一个就帮他接上了组织关系。邱宝瑞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把培南小学建成为中共无锡工委的稳固基地，先后有周克、诸敏、高山三位书记和周晓华副书记在此立足，有靠十位地下党员隐蔽在此开展活动。1949年春，高山将邱宝瑞和由其掩护隐蔽在附近的地下党员佘名清、胡德椽三人组成一个专门小组，负责投寄策反信的工作。他们进行广泛调查，通过各种渠道收集到了各界重要人员包括工商界人士的有关信息，然后，由高山亲自与邱宝瑞一起起草了不同内容的策反信底稿，由佘名清、胡德椽负责謄抄寄送。

　　于是，一颗颗宣传弹在锡城各处陆续震响，许多工商界人士在惶惑中霍然惊醒……

他们选择了留下

　　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

　　在黎明前的寒夜中，地下党艰险曲折、坚持不懈的工作，给广大民族工商业者指出了方向，增添了信心，帮助他们作出了正确的抉择。

　　1948年12月29日，钱孙卿等发起成立无锡县人民公私社团联合会，以“统一无锡人民意志，强固自己力量，保障生产，安定地方”为宗旨，开展护城应变活动。为了表明不惜牺牲、前赴后继的决心，联合会还排出了钱孙卿、薛明剑、李惕平、冯晓钟等从第一到第五召集人的继承顺序。

　　1月，公私社团联合会发出呼吁和平通电，要求国民党当局“释放政治犯”，“开放言论自由”，“立刻停止征兵”，“停止筑城防工事”等，发动了反征税、反征粮、反征兵、反对构筑城防工事的斗争。

　　2月1日，在公私社团联合会领导下的工商自卫总团成立，下设11个大队，一些大的厂商也纷纷成立护厂大队，承担起护工护厂护商的职能。

　　3月5日，荣德生通过“申新负责人”在《人报》发布消息，其大标题为“荣氏工业机构决不迁往国外”。

　　4月20日，在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的前一天，荣德生根据薛明剑的建议，在申新三厂大摆午宴，招待各界人士，以表明自己“不论局势如何变化，决不离锡”的决心。

　　4月24日，无锡解放的第二天，荣德生坐着自己的人力包车在无锡城内主要街道兜了一圈，以证实自己确实留在无锡，对稳定其他工商人士起了积极作用。

　　6月5日，上海解放不久，由薛明剑起草、53名原国民党立法委员联名发出的通电，宣布与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呼吁国民党残留地区的各界、包括工商界知名人士也走上他们的道路。

　　在荣德生、钱孙卿、薛明剑等人的带动下，无锡绝大多数民族工商业者都选择了留在无锡，因为，在新中国的曙光中，他们看到了前面一条宽广的大道。